本报讯  记者白毅报道  临床试验是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近日召开的2014年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四届中国药师周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教授在介绍我国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时强调，虽然我国抗肿瘤药物的临床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未来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石远凯说，挑战之一是临床试验的伦理问题。我国传统文化对伦理规范的影响；患者治疗优先还是研究优先的利益冲突；个体化治疗和临床研究哪个是最佳治疗；进行规范性治疗还是标准化治疗；受试患者的保护；采取何种特殊保护措施；安慰剂的使用和补偿的给予方法和时机，都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在分子靶向药物和个体化的临床研究设计方面，还有诸多工作有待深入开展。当前，基于靶点检测的药物研发是主流趋势，分子靶点检测技术在药物研发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靶点选择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使得研究更直接，速度更快，突变患者能得到最大获益，避免了非敏感人群的无效治疗。“目前，新靶点与基础研究（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紧密结合，多个靶点同时检测技术使多个临床试验同时进行。”石远凯举例说，今年4月开展了一项对肺癌患者多个基因同时进行突变检测，并对不同基因突变患者给予相应靶向治疗的研究，使得14种靶向药物在同一个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大大加快了试验进程，患者得到最大获益。

　　我国目前尚无0期临床试验（探索性临床试验）的相关指南，空白有待填补。石远凯解释说，0期临床试验是在传统的Ⅰ期临床试验前进行的首次人体药物研究，用极低剂量、没有药理活性的候选化合物在人类志愿者身上进行，用以早期评估该候选化合物在人体内的药动学特征。该研究只要求提供较少的临床前毒理及安全性研究资料。当前，欧盟、美国和日本等都有相关指南。

　　随着生物制剂（单克隆抗体类）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如何绕过国外专利研发生物仿制药，满足我国的巨大需求也亟待解决。目前，对于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国外已出台了相关法规：2005年，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最早出台《生物类似药指导原则》；2012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颁布《生物类似药产品开发指南文件草案》。据悉，我国《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即将出台。

　　临床试验的监督管理应是基于风险的监查模式。石远凯表示，风险管理并不意味着监查活动的减少，而是有成效地把监查资源的关注点放在重要数据及流程上，将传统现场监查转型为中心化、远程和现场监查的综合模式，根据不同研究的总体风险对现场监查的时间进行调整，着重关注关键数据的原始数据的核对、对监查时间的重新分配以及对研究者责任和原始资料等影响重大的方面进行监查。

　　学院型学术研究组织（ARO）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团队，能够提供独立的中心实验室服务，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发表；合同研究组织（CRO）可推进试验实施的效率，进行现场监查和进行数据管理。石远凯认为，采取ARO-CRO模式进行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更适合我国国情，可以完善临床评价体系，有利于参与国际临床试验。

　　此外，石远凯强调，我国应建立多中心临床协作研究网络，加速药物开发和上市的进程，保证临床研究的质量。目前，国际上的抗肿瘤药物多中心协作组织有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EORTC）、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美国西南肿瘤协作组(SWOG)和日本临床肿瘤协作组织（JCOG）等。他透露，中国药学会已经批准成立中国药学会抗肿瘤药物专业委员会，这将是我国首个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多中心协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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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具有需求大（恶性肿瘤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技术新（临床试验是多学科参与的高科技创新集成）、要求高（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复杂、毒性大、风险高，临床评价不同于其他药物）、难度大（新药临床评价体系研究上世纪60年代起步，没有成熟经验）的特点，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面临重重困难。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申请临床研究的抗肿瘤新药成功率仅约5%。在失败的Ⅰ期临床研究中，40%是由于药代动力学特征与临床前模型不符；Ⅱ期临床研究的药物有70%未进入Ⅲ期临床，而在Ⅲ期临床研究中又有59%失败。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在抗肿瘤新药研发方面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初步建设了相应的软硬件设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抗肿瘤药物的可及性和我国民族制药企业的发展，丰富了肿瘤的药物治疗体系，显著地提高了我国肿瘤综合治疗的水平。据统计，到2014年我国有636个临床试验研究中心通过国家食药监管总局（CFDA）的批准，其中196个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有16个位于北京。目前全球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共有9335项，我国占80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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